与20世纪80年代的商业觉醒相对比,90年代资本市场以及其他变数的渗透参与,对城市经济脉搏的把握和叙述变得更为困难,关于这个时代,有些模糊参差;有些渐行渐远;有些坚如磐石;有些激荡内心。
1993年前后,昆明街头的夜晚开始出现了一种有趣的小生意——露天“卡拉OK”。只要拥有一台彩电和一个传声器,任何一个家庭都可以在下班后做这样的娱乐生意。随着全民经商浪潮的到来,新的富裕阶层逐渐出现,改革开放彻底改变了国家和个人的经济状况。1999年,市民可支配年平均收入达到了6720元——而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79年,全民所有制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年平均工资只有730元,如果撇开物价上涨因素,20年增长了将近10倍。
财富的积累和增加的同时,社会价值转型悄然发生。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物质和精神性的消费结构还显得比较单一和节制,那么到了90年代,以物质生活为核心的多元化消费开始显出了某种不可遏止的势头。新富人群和消费主义在中国社会的凸显,极大地影响了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
壹
1992年5月,国务院批准昆明市实行沿海开放城市政策,使昆明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前沿城市。1992年,昆明市共批准设立三资企业项目102项,注册资本1.45亿美元。总投资2.24亿美元。三资企业的数量、规模和增长速度超过了改革开放前13年的两倍以上。为搭建投资平台,这年年底,三个国家级开发区相继获准设立,高新区是全市乃至全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基地;经开区是制度创新的试验示范区和省市重要的新型工业化园区及招商引资平台;滇池旅游度假区是全省发展现代旅游业的重要平台和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
20世纪90年代初的姓“社”姓“资”的讨论和忧虑并没有影响国有企业的改革步伐,然而企业的产权改革、企业的产业基础的改革、产业基础的社会化改革,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在没有触及产权制度全方位改革的前提下,“嫁接”永远是权宣之计。那时候的嫁接类型分为“配套完善型”“技术提高型”“产品开发型”。通过嫁接形成了昆明国有企业的最初的对外开放,并达到了一个创利高潮。
1994年,一家新兴的乡镇企业一呈贡轧钢厂兼并了昆明毛纺厂,创造了昆明乡镇集体企业兼并大型国有企业的先例。“兼并”由此成为90年代昆明一个重量级的经济词汇。
1994年年底,按照“三个三分之一”的原则,昆明电工厂把国家、集体与职工三者的利益作了一个划分,根据公司法进行股份制改革,成为昆明第一家完成股份制改革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昆明电工厂改制的示范性就在于七个方面的突破:一是土地使用权增值后记账不入股;二是非生产性固定资产委托公司代管,性质不变;三是分离出来的后勤服务公司从改制前的流动资金中拨出部分给予扶持;四是妥善安排了离退休职工的生活福利;五是对不可预知的因素的干扰采取了若干对策;六是职工购买股权的资金仍由政府借贷给企业发展生产;七是国有资产股红在一定的时间内无息留给公司投入技改。以昆明电工厂改制为样本的股份制实验,尽管仍然是“新瓶装旧酒”但还是给当时昆明的国有企业带来了柳暗花明之感。到了1996年,昆明50%的国有小型企业完成了股份制改造。
贰
这一时期的街道工业,由于资本总量小,历史包袱轻,曾创下一些特色产品和不错的市场业绩。比如在1992-1993年的全国口服液大战中,盘龙区华洋制药推出了一种“童宝口服液”,被宋庆龄基金会指定为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的保健药品。尽管这个口服液后来已经消失,但这种把整个市场拉到面前,以一种激情和微薄的资本来构建社会化大生产之外的产品体系,仍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地方企业的浪漫之举,给人以激动和怀念。这种创举很难构成经济学上的成功案例,在广告策划学上却留下了珍贵的雪泥鸿爪。
而一度在80年代独领风骚的“五朵金花”,到了90年代中后期开始凋谢。云南洗衣机厂的职工在1995年每个月只能领到100元钱,原因就是“白玫牌”洗衣机没有销路了。该年,62名职工到螺蛳湾商场、玉带河商场、西岳庙商场当保安,15名职工到锦华饭店、昆明百货公司西昌路连锁店,40名到了静烈厨具厂上班,其他的55名职工开发了家具厂、大众浴室、商场等第三产业。显而易见的是,从1995年开始的职工职业迁徙并没有停止,他们将不停地从一个岗位迁徙到另一个岗位上。
1997年,拥有90年代中国最先进的电子产品自动装配线的云南电视机厂在内外交困中濒临破产,“山茶牌”彩电从此再也没有出现在商场的货架上。
2002年底,昆明电冰箱厂正式宣告破产,“兰花牌”电冰箱消失。江湖从此再无“五朵金花”。
叁
1993年前后,昆明街头的夜晚开始出现了一种有趣的小生意:露天“卡拉OK”。只要拥有一台彩电和一个传声器,任何一个家庭都可以在下班后做这样的娱乐生意。那时候,唱一首歌的收费标准大概在5角到一元左右、正常情况下,摆上一晚上的地摊,最起码也能够获得几十元的可观收入。对于这个时期的昆明普通家庭而言,一个两口之家,夫妻两个人一个月工资也不过两三百元。
随后全民经商浪潮的到来,新的富裕阶层逐渐出现,改革开放彻底改变了国家和个人的经济状况。1999年,昆明市民可支配年平均收入达到了6720元,而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79年,全民所有制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年平均工资只有730元,如果撇开物价上涨因素,20年增长了将近10倍。
财富的积累和增加的同时,社会价值转型悄然发生。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物质和精神性的消费结构还显得比较单一和节制,那么到了90年代,以物质生活为核心的多元化消费开始显出了某种不可遏止的势头。新富人群和消费主义在中国社会的凸显,极大地影响了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
20世纪80年代,那些歌颂这个时代的文艺工作者看上去风光无限,进入到90年代,文化多元消费开始了,他们面临着比生产精神产品更大的压力,文学青年把文学埋藏得更深了。那些写过诗歌的诗人,比如何某,不喜欢别人称他为诗人。他曾经在80年代中期的某一天,把昆明师专的两个小弟召唤到面前,然后神圣地告诉这两个文学爱好者,他已经加人昆明作家协会,并拿出一本蓝色的作协会员证,“很难的,要加入作家协会”,他像一个老中医似的说道:“要有作品。”
1999年,当一位前来参与节目制作的嘉宾问及一位在电视台当了多年主持人的前女诗人是否还坚持写诗时,这位女主持人回答:“你全家才写诗!”
90年代的一个经济记忆节点是云南白药和昆百大股票上市,一种不可抗拒的、如同“迷走神经”一般的经济因子像咖啡因一样使整个城市失眠和喧嚣,许多人在一场放纵的资本游戏中相继沉沦。
1999年11月12日,一项彻底改变未来人们工作和生活方式、被命名为“23416”的信息化建设工程在昆明启动。当时的大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他们的生活在新世纪会被全方位地推进到一个不能自已的信息时代。（云南信息报）
